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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徐显明：不光有“钱学森之问”，中国近代100年有四大难题。第一个难题是梁启超提出来的，这个难题叫做人治和法治的难题，这是中国近代转型之后遇到的第一次疑问。第二个难题叫李约瑟难题，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完《中国科技史》以后，提出一个问题，为什么1800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科学和技术，1800年之前，中国的科技在世界领先，这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产生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第三个难题是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提出来的。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，那个“周期律”怎样能跳出，这是个难题。第四个难题就是进入本世纪之后钱老5次提到的“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创新的拔尖人才”。100年间具有普遍意义的这四大难题都与教育有关，而有明确指向的有两个，就是“李约瑟之问”和“钱学森之问”。